文化内涵

聚焦上林湖越窑考古 千年“秘色”悬念终于解开!唐宋“极简”审美重归当代?

秘色瓷的终极秘密,藏在慈溪上林湖畔

唐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描绘了越窑秘色瓷青莹滋润之美,“秘色”之名也由此滥觞。但对于何为秘色瓷、“秘色”的含义以及秘色瓷的生产状况,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现首次出土秘色瓷实物,但其具体产地仍旧是谜。群山环抱的上林湖,位于慈溪市桥头镇,是明嘉靖《余姚县志》记载的秘色瓷产地。但是,上林湖及周边有窑址百余处,窑址群内部各窑址点的生产水平参差不齐。经过多年调查,考古工作者终于锁定了一个叫后司岙的地方,这里的越窑址为上林湖窑址群的核心。作为地貌名词,“岙”有两层含义:一是山间平地,二是河湾可泊船处。后司岙所在,既有平地,又有水湾——平地可装卸物资,河湾可泊船只。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经过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人们终于确定:这里就是出产秘色瓷的中心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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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窑秘色瓷,是中国陶瓷家族中最神秘的一员。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14件,首次让人见到了秘色瓷的真容。但是,此后近30年里,秘色瓷产地一直悬而未决。直到去年,一次大的考古发掘开展,终于向世人证明:神秘的唐宋宫廷“秘色瓷”主产地就在浙江慈溪上林湖畔!以秘色瓷为代表的青瓷,为何在唐宋社会风靡数百年之久?上林湖窑场与码头,是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影响当时世人生活的?今天悄然刮起的“极简主义”风潮,又与当时的瓷色审美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呢?


    浙江宁波慈溪市桥头镇。我所看到的上林湖,是一座在古湖基础上蓄水形成的水库。江浙地区水网纵横,类似的湖几乎每个县都能找出几个。然而,这座看似普通的水域,最近成了媒体热议之地——主要原因是,它的名字出现在“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

瓷器考古专家对上林湖其实并不陌生。作为唐宋古窑遗址密集地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就先后对上林湖一带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先期阶段的考古发掘。

一处早就为人所熟知的古遗迹,为何还能在20多年后,重新进入世人的视野,并入选最新一届的“十大考古发现”呢?2016年,考古人员又在这里发现了什么重大秘密呢?


唐代秘色瓷:“天青色等烟雨”的真正源头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十余年前,周杰伦以一首《青花瓷》引爆流行音乐的复古风。词作者方文山曾解释说,他想用一种最典型的中华艺术品,来象征爱情的忠贞及世事沧桑。而他选中的艺术品是“天青色”之汝窑瓷(窑址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清凉寺附近)。“天青”典故出自宋徽宗(也有说出自后周世宗):宋代,汝窑瓷器专供皇室使用,某次窑官请示釉色,徽宗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因为种种原因,汝窑传世极少,明清时就有谚云:“家财万贯,不及汝瓷一片。”全球现存汝窑珍品据说只有70余件。因此,相比其他瓷器,汝窑瓷更加神秘,这无疑是方文山选作歌词的重要原因。不过,相比汝窑瓷,还有一种更早、更神秘的瓷器。而且,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它才是“天青”瓷器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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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瓷史在浙江浙江青瓷史看越窑


    古陶瓷考古专家郑建明先生,将浙江青瓷窑史分为四大高峰阶段:德清先秦原始瓷窑址群、上虞汉至六朝窑址群、上林湖唐宋窑址群、龙泉宋元明窑址群。其中,成熟优质的青瓷,是在越窑烧制成功的。“越窑”之名,首现于唐代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的“九秋风露越窑开”,是唐代对“越州窑”的简称,窑址主要分布在唐代越州的宁绍平原一带。有学者根据时间,将其分为早期越窑、唐宋越州窑和南宋余姚窑。越窑的核心产区——上林湖越窑发展于唐早中期,兴盛于唐晚期至北宋早期,北宋晚期开始衰落。越窑自东汉创烧以来,越窑青瓷的工艺、风格,不仅影响了浙江省内德清窑、瓯窑、婺州窑、龙泉窑等窑场,省外的北宋耀州窑、汝窑、湖田窑,国外的高丽青瓷的烧制,也均有越窑的影子。图为航拍视角下的上林湖后司岙窑址。供图/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



越窑及浙江主要青瓷窑口分布图


    这就是唐代的“秘色瓷”。现存文献最早描述“秘色瓷”的,是唐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揣摩诗意,“秘色”应是一种釉面呈青碧,有如秋水般清澈润泽的釉色。不过,由于没有实物传世,由唐而宋,继而元明清,一千多年以来,众说纷纭,有关这种瓷器的传说越来越多。有人说是越窑专门烧制,只用于宫廷以及进贡中原朝廷,民间严禁使用,故称“秘色”;有人说是它们使用了专门的釉色秘方;还有人说不只配方,从制坯、上釉到烧造过程都秘而不宣……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目睹了秘色瓷实物:1987年4月,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出14件越窑青瓷器,而同时出土的《衣物账》碑则记载:唐懿宗“恩赐……瓷秘色槐(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结合“瓷秘色”记载,经专家严密考证,它们竟是千百年来世人苦苦寻觅的“秘色瓷”!

    对照这批瓷器,“秘色瓷”似乎与诗中葱绿的“千峰翠色”不同。有人说,现实中的秘色瓷青中带黄,应该是“香草之色”,还有人说应是“湖水青”。上海博物馆专家陆明华先生曾撰文专门解释:唐人对秘色瓷的命名,不是简单强调一个色调,“秘”,更多地是一种神秘、珍奇之意,而诗歌的描写往往带有抽象的成分。除了越窑,汝窑的天青、龙泉的粉青、湖田的影青,也一度被视为“秘色”。

    关于秘色瓷的谜团,其实到此只能说解决了一半。实物是有了,但这些精美绝伦的瓷器,究竟出在哪里,又是如何烧制出来的呢?

上林湖畔:“南青”越窑的中心竟然在此

    事实上,秘色瓷虽扑朔迷离,但它确属越窑一系无疑:因为,陆龟蒙说秘色瓷的时候,明确了来源——九秋风露越窑开。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来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昀余姚、上虞一带,包括今余姚、慈溪、上虞等地。而慈溪上林湖,正处于越窑各个窑场的核心地带。

    上林湖由古代溻湖演变而成,唐时便有“上林湖”之名,湖水连接东横河,通浙东运河、余姚江,向东可达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明州港(今浙江宁波),向西可通曹娥江、京杭运河。窑址实地探测发现:上林湖窑场所用瓷土,均为本地山中所出。湖水四周丘陵环绕,植被茂盛,可为烧窑提供足够的燃料。原材料优质、燃料充足、交通便利,让上林湖成为繁忙的瓷器输出地。

    这里的窑火,从东汉晚期开始,历经六朝、隋、唐、五代、北宋,直到南宋初年才停止了燃烧。对于全盛之时,熊熊烈焰笼罩湖山的壮观场景,我们只能通过数据来想象:上林湖所在的慈溪市,境内已发现有越窑遗址200余处,集中分布在以上林湖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包括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一带;而仅上林湖库区便有115处,其分布之密集、保存之完好、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被称为“露天青瓷博物馆”。

    沧海桑田。窑火熄灭之后的一千多年间,上林湖一带的地貌发生了多次改变,湖水水位不断上升,很多窑址逐渐没入了水下。1958年上林湖水利工程兴建后,究竟还有多少座古窑址被淹没,至今也无法准确计数。中国青瓷最早的源地、越窑的主窑场,就这样被浩渺的湖水吞噬了一大块,悄然沉入了湖底。

    不过,在蓄洪将近60年后,一次考古发现打破了水域的沉寂。随着技术的成熟,考古人员决定对这里进行一次深入发掘。这一次,秘色瓷的真正源地,最终被揭示了出来。

    时间来到2015年10月,上林湖后司岙越窑窑址。经过一年半的持续发掘,现场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此次进行发掘的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揭露了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逊,同时清理了厚达5米多的废品堆积。

    最惊喜的,当然是出土了大量晚唐五代时的越窑青瓷精品——秘色瓷。其中,部分瓷器的器形,跟法门寺地宫秘色瓷高度一致。

上林湖后司岙越窑遗址发掘的领队之一、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建明先生,激动地告诉我:“上林湖是唐宋越窑的中心窑场,后司岙窑址是最核心的窑址,也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最主要烧造地!”

后司岙:不起眼的小土坡,隐藏着“官家身份”

    上林湖一带很早就被确认为越窑遗址,并被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只是因为技术未成熟,没有进行发掘。为方便开展工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租下一个农家院,设立了上林湖越窑工作站。慈溪市博物馆原副馆长谢纯龙,担任工作站站长。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前不久出土的“国宝级”秘色瓷器,居然就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民房里,资深的瓷器修复工匠,正在对一些珍品进行修复。谢站长小心翼翼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出土不久的匣钵。“秘色瓷最大的秘密,就在匣钵上。”这位在基层工作了30多年的考古工作者,有种难以掩饰的激动。

    所谓匣钵,指的是在烧制陶瓷器的过程中,为防止粘连、污损,将器坯放在专门容器中焙烧,这种包裹瓷器的容器即为匣钵。通常情况下,匣钵多用耐火泥料制成,为陶质,可反复使用。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与烧制器具同样质地的瓷质匣钵,烧成之后,只有打破匣钵,才能取出产品。也就是说,这种匣钵只能一次性使用,成本昂贵。由此判断,这样不惜成本的瓷器,区别于普通越窑青瓷和外销瓷。

    郑建明先生向我们道出了其中的工艺诀窍:这种匣钵胎质细腻坚致,并且匣钵之间使用釉封口,以使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所以,瓷器最后成色区别于普通的青黄色,而是呈现出莹润如玉的天青色。

    这种泛着些湖水色的天青,正是陆龟蒙诗中所说的“千峰翠色”,即秘色瓷的釉色。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经对越窑的不同青瓷标本做过科学分析,发现决定釉色的关键是釉中二价铁与三价铁的比值高低:烧成过程中还原气氛强,釉中相当部分的氧化铁被还原,釉色就呈现相当纯净的青色;相反,还原气氛弱,釉中相当部分的铁元素仍保持氧化状态,釉色就呈现青中泛黄。而采用瓷质匣钵装烧工艺,由于匣钵胎体较为细密,加之口沿用釉浆密封,保证了烧制过程中密闭的还原气氛,并且在开窑冷却时也可以避免二氧化碳的不良反应,故而能够消除传统青瓷偏黄的色调,烧制出釉色清纯、晶莹润泽的“秘色”。

    在谢纯龙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乘坐铁皮渡船,穿湖而过,到了上世纪90隼代开始发掘的荷花芯窑址。在这里,长长的龙窑作坊遗址、遗迹沿山麓蜿蜒分布,很是壮观。稍后到达的,是最新确认的秘色瓷烧造地——后司岙窑址。

    岙,是江浙一带的地貌名词,一般有两个意思:山间平地,或者河湾可泊船处。在这个被湖水环绕的坡地,两个解释都很恰当。至于“后司岙”,当地还有“后市岙”、“后施岙”、“后四岙”等叫法,都是取自当地百姓发音,而非文字记载。不过,考虑到上林湖窑场的“御窑”身份,“司”用在这里比较合理。包括郑建明在内的数位专家认为,既然是烧造宫廷用瓷,一定会设置相关机构,古代设置的专门机构多以“司”命名,如教坊司、市舶司等,所以,“后司岙”地名很可能跟官家窑场的身份有关。

还未下船,扑面而来的尽是层层叠叠的匣钵与瓷片,一直从湖里铺展到岸上。谢纯龙说,这一带到处都是窑址:“这里挖下去都是不同年代地层的瓷片。从下到上,晚唐的、五代的、北宋的……一层层挖下去,就像翻书一样,仿佛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的历史一页页翻过。但是,这本书很脆弱,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在这个让人兴奋的发掘现场,虽然只是一个外行,但我知道,眼前的每一片碎瓷,都是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

    他还热心地讲解整个窑场的结构:“整个后司岙窑址的考古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是个完整的窑场,中间是烧瓷的龙窑,左侧是碎瓷废料堆积区,右边则是当时制瓷上釉的作坊。”就是在这个作坊遗址,出土了与法门寺秘色瓷器形、颜色高度一致的瓷器标本。“我们找到了多个带有‘官’字款的瓷质匣钵,并且出土了大量秘色瓷器,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也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等等,甚至有与法门寺地宫极其相似的八棱净水瓶。”

    可以说,早前法门寺等地的发现为“谁在用”秘色瓷提供了实物依据,而此次的发掘则首度为“在哪儿造”提供了实物依据。

湖底寻龙:中国考古技术进入“水陆空”时代

“2016年11月23日  小雨

    上午带715研究所前往上林湖遗址,考察砚场地形地貌,介绍遗址分布情况。河海测绘院来到现场,一同考察现场地形地貌,介绍遗址分布情况……715研究所计划明天使用小型飞机对后司岙进行航空磁力扫测,接下来工作进行地面背负式磁力扫测,最后进行水面磁力的扫测……”

    “2016年12月8日睛

    上午潜水点D14,后司岙南侧湾水域,下水后圆周搜索,发现有建筑基础,基础为石头堆砌……边搜索边拍摄录像,途中有发现石头堆砌的建筑、废弃堆积,堆积内有砖头、匣钵、瓷片等,在距D14约50米位置有发现成规模的匣钵堆积,内有瓷片、瓷器等,应为窑址由地面向水下的延伸……”

以上两段文字,摘录于后司岙越窑遗址考古工作人员王光远的水下考古日记,他的正式身份是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的副研究员。因不少窑场被水淹没,此次考古除了陆地发掘,还同时启动了水下探测。参与单位,除了省市两级文物考古研究所,还有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上林湖一带的窑场形制为“龙窑”。所谓“龙窑”,亦称蛇窑、蜈蚣窑,是中国南方山区普遍的窑种,多依山坡所建,由下自上呈长条形,故而得名。

    我在后司岙见到的古窑,果然像一条长龙——炉尾如龙尾朝上,窑门则像龙头,顺着斜坡扎入水中。这次水下考古过程,孰是在寻找“龙头”。据不完全统计,上林湖库区至少有窑址115处,多数被淹没在水下。也就是说,像后司岙窑场这样的“长龙”,有100多条潜伏在水下。

    后司岙越窑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15年10月。水下考古稍晚进行,现场作业集中在2016年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据后司岙水下考古领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林国聪介绍,这次水下考古规格极高,多项技术突破了国内水平,已经与国际接轨。这次不仅综合运用了声呐、地磁、电磁、激光等物探方法,还创造性地运用了超短基线定位系统、潜水员导航探测系统、DTDSON高清声呐、探地雷达等技术,在我国水下考古中尚属首次。

    林国聪说,这是一次“水陆空结合、多学科介入、多团队合作”的考古试验。而它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秘色瓷的研究。他们期待唤醒的,绝不仅仅是一座古窑。水下摄像机传回的画面出现在显示屏上时,郑建明立刻激动了起来。对照地图,他看到画面上依次出现了建筑基址、古水坝、水道、湖堤、道路,以及被泥沙埋没的沉船。他不禁感慨:“我认为此次考古最大的价值,在于对整个上林湖古代环境的探索,重建、复原当时的古环境。”

    而且,这次发掘过程中,在考古学方法上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比如窑场废弃过程的三维化重建。“我们希望除了呈现出土遗物外,更要呈现整个发掘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在三维模式下重演,给未参加发掘的人员以‘检视与再研究’的可能。”

    即将离开时,我看到一张巨幅的上林湖全景图。曲折的岸线绘出了湖面的绿色轮廓,它如一条扬须奋鬣的青龙盘踞山坳。当声呐、雷达、激光设备剌破水面的那一刻,沉睡的龙终于睁开了酣睡千年的眼睛。随着它目光流转,满山的碎瓷,仿佛一一归位;沉默的窑场,似乎重燃了窑火;淤塞的水道,重新繁忙起来……

    一部关于青瓷的史书,在这里出现了;一座瓷器贸易的码头,在这里复活了。素净的湖水,一抹悠然的青色,揭开了秘色瓷的身世。我也恍然发现:水的颜色与瓷的釉色,惊人地一致。

越窑之青:用单色建构的瓷器美学

    青瓷是一类瓷器的统称,因在坯体表面敷有一层透明或半透明的青色釉而得名,而其呈色是由釉中所含铁分所致。严格来说,中国瓷器史上,青瓷是最早产生的一种。因为大部分岩石与土壤中都有铁的氧化物存在,而早期瓷器因烧造技术条件所限,不可能将原料中铁分子剔除——这样也就首先烧成了青色,而非其他釉色。不过,早期青瓷杂质较多,颜色混浊,甚至近于黄褐,与后人想象中的青,差距很远。

    约至东汉晚期,成熟的青瓷终于诞生,发端地就是越窑,而且周围还出现了其他青瓷窑口。东汉以来,几乎与越窑同时,金华地区的婺州窑、温州地区的瓯窑、德清地区的德清窑等也陆续开始烧造青瓷。由于各地水土不同,各地瓷器上呈现出不同的青色:婺州窑瓷器青里带灰,微微泛褐;瓯窑瓷器呈淡青,略带灰黄,仿佛素女的披巾,被形象地称为“缥色”;德清窑的青瓷更为厚重,釉色深沉,后期出现了独特的“青釉褐彩”。

    北朝时,中国瓷器家族的另一体系——白瓷色系为代表的邢窑(窑址在今河北邢台内丘、临城一带),在北方大地萌发。这种如披挂着银色铠甲的瓷器,浸淫着北方大地的雄浑,成为北方瓷器的典型代表。到了唐代,全国各地,瓷窑丛生。但总体而言,以北方邢窑与南方越窑双峰并峙,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时人皮日休在诗中这样称赞。那么,他们更推崇白瓷还是青瓷呢?总体来看,他们更喜爱越窑。除了歌颂“秘色瓷”的陆龟蒙,还有很多诗人赞美过越窑,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瓯”,许浑“越瓯秋水澄”等等。

    唐代绚烂一时的长沙窑自视甚高,其出产的窑器上常有“天下第一”字样,甚至在瓷器上写明价格,如“油瓶五文”。不过,在浙江嵊州发现的一只唐代越窑粮罂瓶上,铭刻着:“元和十四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一千文。”同为日用器,越窑、长沙窑标价如此悬殊——可见越窑瓷在时人心中的档次。

    青瓷为贵,这是唐人对瓷器美学和市场的评判。正因如此,越窑秘色瓷才会成为至尊礼器,被深藏于皇家寺院——扶风法门寺的地宫之中。

    我们还需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安史之乱前,陆上丝绸之路畅通,长安、洛阳万邦来朝之时,中原经济还能与南方一较高下,那时人们崇尚大红大绿,与此基调一致的艺术,有异域传来的胡服与胡旋舞。随着河西走廊丝路中断,众多北人南下,东南富饶之地也彻底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中唐之后,经济中心从中原转移到江南。作为经济重地,江南自然就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其审美观念、生活方式,自然也就引领全国潮流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北宋后期起,越窑渐渐走向了衰落,至南宋停止烧瓷。上林湖窑火虽然渐渐熄灭了,但是它所引领的青风雅韵延续了下来。南宋官窑、龙泉窑、湖田窑瓷器,继续高举青色大旗。流畅的造型,素净的青色,营造出一种超然高举的雅趣,成为主流社会推崇的审美风格。

    五代至两宋,青瓷之风仍受皇室青睐:后周世宗柴荣的“柴窑”就像秘色瓷一般,尽管扑朔迷离,但说到其瓷器的颜色,当属青瓷系无疑。宋徽宗推崇的汝窑,南宋在杭州的官窑、哥窑,恋恋不忘的,依然是那抹青色。

    皇室高层的审美倾向,引发了青瓷在民间的风靡。宋代民窑,无论北方陕西地区的耀州窑,还是南方浙江地区的龙泉窑,都以盛产优质青瓷著称。耀州窑的湖青,龙泉窑的梅子青、粉青,在当时圈粉无数。就连大名鼎鼎的景德镇窑的前身——宋代湖田窑,其一开始的学习对象是北方定窑的“乳白”。不过,身处江南的它在时尚面前不甘落后,力图由白色向青色靠拢,不想竟创烧了白中泛青、青中有白的“影青瓷”。

    清人蓝浦描述釉色,转引《爱日堂抄》云:“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曰淡青色,官窑、哥窖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众多考古发现已证实了瓷器“尚青”长盛不衰的史实。科学技术分析证明了其奥妙所在:人类出世,首先看到的是葱绿的林木、青翠的山峦、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河湖,因此,眼睛首先适应的是环境的青绿色调,这种适应性逐渐通过基因遗传的方式固定下来。科学研究表明,人眼在明亮处对波长为555纳米的绿色光最敏感,在黑暗处则对波长为507纳米的青色光最敏感。而历代青瓷的分光反射率峰值恰好波动在450-600纳米的波长范围之间。由此可知,人们对青瓷的尚好,实际上反映了视觉器官的生理本质需求,也体现了人类对美丽大自然的依恋。

    广受世人所爱的青瓷,绝不会囿于一时、一地。一旦交通条件具备,它必将从出生地播向远方,成就史诗般的传奇。写就这部传奇的,是繁荣于晚唐到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瓷路:以青瓷为主角的传奇之旅

    埃及开罗南郊有一个叫福斯塔特的地方,从公元641年到14世纪因黑死病而覆灭,一直是座繁荣的商城。20世纪初,考古人员从废墟中发现了许多历史遗迹。1938年,在伦敦大学留学的夏鼐来到了这里。他在遍地瓦砾中四处打量,忽然一丝青光闪过,他追寻过去,蹲下来,用手抹去尘土,是一块青绿色的瓷片——原来,这是中国的越窑瓷片,来自他的家乡浙江。没想到,在万里之外的埃及,他与家乡的风物以这种方式相逢了。

    后来,夏鼐先生将这段奇遇写入《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一文。随着埃及福斯塔特考古发掘的深入,有11000多片瓷片被认定是来自中国。其中,越窑青瓷占了很大的比例。更有趣的是,除了越窑瓷盘,同时出土的还有不少当地仿制越窑的产品。

    埃及并不是海外越窑青瓷的唯一归宿——这些美如青玉的越窑瓷器,曾在日本、朝鲜、韩国、伊朗、印度,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区都有出土。这些犹如美玉般的瓷器,勾勒出一幅跨越两大洋、三大洲的海上贸易宏图。

    与陆路丝路不同,中国通过海路出口的主要是瓷器。此时,世界瓷都景德镇尚未迎来辉煌期,青花瓷到了元末才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更确切地说,唐宋“海上丝绸之路”,主角是似越窑、龙泉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所以,也有人干脆将这些航路称为“陶瓷之路”或“青瓷之路”。上林湖窑场出产的瓷器,正是通过海路走向海外市场的。

    遥想当年,上林湖附近烧制好的越窑瓷器,用稻草包装放入木箱,由江南的乌篷船穿过浙东密布的江湖河汉,运到不远处的明州港,再转运装入海船,扬帆出海,航线东北可至朝鲜、日本,南下经泉州、广州进入南海,可达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穿过马六甲海峡,在季风的护送下,可到达缅甸、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绕过印度南端的海角,北上经过亚丁湾,进入波斯湾,或绕过阿拉伯半岛,穿过红海,到达埃及,沿红海南下可到达东非沿岸地区。

“青色”重新风靡,是逃离喧嚣的一剂良药吗?

    宋室覆灭,青色退潮,但画风并未急转。元代,“青元素”依然还在。草原民族在江南看到龙泉窑的釉色,并没有毁掉窑火,而是准予继续生产,并创烧出许多新器形。也许,迷人的梅子青色,让蒙古人想到了北方草原吧。而国人引以为豪的元青花,走的依然是素雅简约路线。青与白的交织,是青瓷与彩瓷的过渡。

    明代以降,迎来了彩瓷的时代: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粉彩、珐琅彩……跟那个时候的宫斗大戏一样,瓷器风格终于开始不停跳转。天下大一统之后,坐拥紫禁城的统治者,不再满足于单调低沉的青,各色彩瓷先后登场,红色有釉里红、豇豆红、郎窑红、祭红、珊瑚红,绿色有宝石绿、鹦哥绿、孔雀绿、瓜皮绿,蓝色有翠蓝、洒蓝、宝石蓝,紫有茄皮紫、猪肝紫、玫瑰紫。绚丽瓷色的狂欢,在清乾隆时达到了极致——为瓷器创烧的色彩,已满足不了“十全老人”的胃口,传统施釉方法之外,又让人引入西洋玻璃器上的“珐琅彩”。这种绚烂的画风,一直延续到民国乃至今天。看一看身边那些炫目的仿古瓷器,动辄“乾隆年制”,就可见其影响之深了。

    上世纪未到本世纪初,收藏最火爆的时期,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彩瓷永远是拍卖场的主角。近些年大家会发现:早期不被重视的唐宋单色釉高古瓷,悄然热了起来,被认为是瓷器收藏的下一座富矿;之前热得发烫的彩瓷,现在已经降温了。当下悄然升温的“单色釉”瓷,最受追捧、市场价格最高的,还是青瓷。唐宋青瓷与明清彩瓷,一个“淡妆”,一个“浓抹”,一个如“青衣”,一个像“花旦”。收藏市场的画风,与社会审美的流变,相互映照。千年之前,风靡大江南北的“青色审美”之风,似乎又刮回来了。

    这是一个高呼“逃离北上广”、“去大理”、“去景德镇”的年代。几年前,那篇题为《宋代“极简主义”美学,领先世界一千年》的文章,一夜间刷爆了朋友圈。文章通过汝窑青瓷、宋徽宗书画等艺术品,来说明“极简主义美学”不是西方舶来品:中国宋代不但“极简”,而且还“领先一千年”!

    “极简主义”译自英文Minimalism,它是一种哲学思潮、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奉“少就是多( Less is more)”为圭臬,主要流行于艺术和设计界,主张一切遵循减法,即用最简单的形式、最基本的处理方法、最理性的设计手段来处理生活和艺术问题。从这篇文章受到热捧,也反映了当下人们对“繁式审美”的厌倦。

    折射在现实中,是中产阶层清修、茶道的风靡。无论是唐宋时的葳茶、点茶,还是东洋茶道,最青睐的茶具还是青瓷。除了饮茶,中产社会还流行素食、焚香、插花——众多色系中,恐怕只有晚唐宋代的“青”风格的装饰,最能符合这闹中取静的意境。五行色之中,青属木,又是我们祖先最早烧制出的釉色,它是瓷器的原点和原色。正因为此,它比其他瓷色,更显纯粹、安静。当然,这里说的青,已不再单指瓷器的颜色,也不再是某个具体化的颜色,它是当下许多人推崇并向往的生活基调。

    具体到生活中,许多人放弃花花绿绿的装饰风格,选择主打简约、自然、无垢材等标签的北欧或日系风格。这些产品的设计师,常常提到日本的“佗寂”哲学,据说它就源自唐宋——也正是青瓷文化大行其道的年代。以“佗寂”为哲学观的“无印良品”等在市场上受宠,与当年越窑青瓷的流行,或许存在共通之处。

    日日待在写字楼里的人,不太喜欢眼前的世界,欲逃离而不得。在霓虹灯的海洋里,在喧闹的围城里,那一抹青色,不正是一处安放心灵的避世桃源吗?

后司岙是晚唐五代宫廷秘色瓷主产地,它开创的天青色瓷影响了后来大批名窑与社会审美。

    上林湖是唐宋时期越窑的中心窑场,也是唐、五代至北宋时期全国的窑业中心,代表了公元9-11世纪中国青瓷烧造技艺的最高成就。

    从目前上林湖地区已完成的三个考古发掘项目来看,荷花芯、石马弄主要产品以唐代中晚期为主,产品质量虽然很高,但仍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的越窑基本面貌。

    寺龙口窑址年代跨度比较大,产品中虽然不乏精品,但从整个越窑的制作工艺水平来看,处于中上水平,并不能反映越窑的最高制作水平。

    无论是荷花芯、石马弄还是寺龙口窑址,在发掘中主要是清理了大量的废品堆积,除窑炉外,其他遗迹则比较少,因此越窑的制作工艺研究的材料少之又少,这严重制约了越窑的进一步研究。

    2015年10月-2017年1月,我们对后司岙窑址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这里是上林湖越窑遗址的最核心位置,从历年来调查的情况来看,产品中秘色瓷比例高、质量精、种类丰富,是晚唐五代秘色瓷的最主要烧造地。

    此次发掘基本理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工艺、秘色瓷窑场基本格局、唐代法门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后司岙窑址始干唐晚期,止于五代,基本与秘色瓷延续年代相始终。

    此次出土秘色瓷的产品种类相当丰富,以碗、盘、钵、盏、盏托、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扁壶、八棱净瓶、圆腹净瓶等。许多器物首次出土,在公私博物馆馆藏与历年来的考古出土品中,从未出现过。

    除了精美的器物,我们还发现较多数量的文字,以刻画于瓷质匣钵上最为常见,陶质匣钵上亦有一定的数量。匣钵上的文字以姓氏为主,亦有纪年、器物的自命名、吉祥语、“官”字款等。

    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产品,与法门寺地宫中以及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不仅在器形、胎釉特征上十分接近,而且装烧方法亦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确定,晚唐五代时期的绝大多数秘色瓷器当为本窑址的产品。

    后司岙窑址发现多个“官”字款匣钵。根据1977年,在窑址北边的吴家溪一带出土有唐光化三年(900年)墓志罐一件,内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内容,与本窑址位置暗合。据此,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史上的一大飞跃,同时成了此后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生产与社会的审美。

秘色瓷只以造型和釉色取胜,“青绿”是最显著特征只有用高成本密封匣钵才能烧造出高质量的秘色瓷。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现,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向世人揭开了秘色瓷的神秘面纱,给晚唐的秘色瓷器立了一个标样。见于《衣物账》碑的1 3件秘色瓷器,有11件釉色青绿,有两件碗釉色青黄,可见青绿色是秘色瓷的主流色调。

    多年来在上林湖窑址调查和发掘时,尤其是在后司岙窑址的发掘中,与秘色瓷器同出的是大量的瓷质匣钵。这些瓷质匣钵与瓷器的胎体基本一致,烧成时匣钵之间用釉封口,且在地层中瓷质匣钵与秘色瓷器的数量同步消长。因此我们推断秘色瓷器的烧成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才烧出了秘色瓷器。使用瓷质匣钵并用釉密封,使瓷器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并在冷却时阻止了匣钵外氧气的进入,避免了瓷器的二次氧化,釉色还原得好,所以颜色特别青绿。这反过来说明,“青绿色”正是秘色瓷器追求的目标,用这种特殊工艺烧造的产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

作为秘色瓷,它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就显得与众不同——胎特别细腻,应该比制作普通的越器淘洗得更精细一些;器物制作非常规整;基本都是满釉,单件装烧;基本为素面,不见装钸,以造型和釉色取胜。

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来自于皇室“内库”,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有秘色瓷,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吴越国的王陵。所以说,秘色瓷为皇室专用,“不得臣下用”。从后司岙窑址秘色瓷的烧成工艺看,秘色瓷器也绝不是普通人能够用得起的——其成本可不是一般的高:烧成秘色瓷器使用的是瓷质匣钵,这种匣钵除了有利于烧成青绿的釉色外,还有利于保持相对稳定,避免瓷器与匣钵的粘连。

    从文献对秘色瓷的定义来看,关注的焦点是形与色,尤其是色,本身秘色就是着重于色,看重的是釉色,不管是作为秘色瓷的标准器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还是与秘色瓷相关的五代耀州窑、汝窑、高丽青瓷、官窑、龙泉窑,都是以釉取胜、不重装饰。

北宋时期的汝窑、南宋早期越窑低岭头类型产品、南宋郊坛下官窑、龙泉窑黑胎青瓷产品等,尽管不同时期各窑有不同的特点,各地胎料的不同,导致产品的风格也有一定的差异,但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产品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窑场,但釉色非常接近,也基本上没有装饰纹样。古人也是把它们归为一类,它们都属于一个秘色瓷的系统。

为揭秘“秘色瓷”提供巨大支持的,是“水陆空”三位一体的考古技术创新,是人文与自然学科的紧密配合。

2016年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为配合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对上林湖后司岙水域开展了一个多月的水下调查。

    在系统搜集、整理了上林湖越窑遗存已有考古成果与相关历史文献、古旧地图、口碑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多旋翼飞机低空航测与三维激光雷达扫描,精准、高效地获取了后司岙陆域的地形地貌与空间格局等基础地理信息;运用多波束测深仪、侧扫声呐和磁力仪,科学获取了上林湖水底地形地貌的高精度三维数字模型、平面声呐图像与磁异常情况,并有机融合了陆域与水下探测数据,形成了直观、精确的水陆一体化地理信息系统,借此初步发现了各类疑似水下古迹遗存。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负责水下考古调查,再加上低空遥感的探测——这三点就做到了“水陆空”三位一体。

    第二是多团队的参与。参与到此次发掘中的团队,不仅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这些考古文博机构,还有多所国内高等院校提供了支持。整个项目推进过程中,还有许多社会机构参与其中,大家配合非常默契。

    第三是多学科的合作。我们不仅仅在传统的考古学上做了技术和方法上的创新,也吸纳了一些现代学科的参与。在技术手段和学科合作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全新的探索,将传统的手段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有机结合,保证了后司岙窑址考古项目的精准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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